一方面，县级人民政府有完善的职能部门，与上级职能部门保持着职责同构的稳定条条业务往来。
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国的立法机关同时是修宪机关或者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与法律之间存在更为紧密的关联，在两者间出现不一致时，通过解释的方式使其恢复体系和谐，可能是更优的选择。与合宪性解释不同的是，符合法律的宪法解释属于逆向的以宪就法，因此通过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须接受宪法上的再审查。
(66) 参见前注 (31)，苏永钦书，第 119 页。从维护宪法体系和谐的角度看，修宪者似有必要修改《宪法》第 40 条，明确赋予监察机关以通信 检查的权限。从回避违宪判断的角度看，更不宜采用这种解释。这与其说是修宪者的疏漏，不如说是修宪者对立法者的授权。由于它是以法律为判准而在复数的宪法解释中进行选择，因此又被称作符合法律的宪法解释(gesetzeskonforme Verfassungsauslegung)，可简称为合法宪法解释。
那么，如何在学理上对待这种紧张关系？有学者认为，对《监察法》与《宪法》第40条的不一致，可以基于法秩序的安定性要求而作合宪性推定，但为了防止损害宪法规定的精神内核，可以考虑暂时通过建立监察机关与其他相关国家机关的工作协调机制来予以解决。与它相比，修宪论的立场可能更直白一些：它明确主张立法具有修改宪法的效果，因此它显然具有宪法的位阶。在此基础上，刑法从中选择出具有严重法益侵害性的行为类型，将其确立为非法组织代孕罪的犯罪构成即罪状。
而印度则因其对代孕的过度纵容被称为世界代孕中心，以致给其国际形象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对有上述违法行为的医疗机构，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47条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80条的规定处罚。[29] 前引10，潘荣华、杨芳文。不仅如此，该法对利他性代孕条件和程序也进行了严格规定，并明确禁止代孕中介以及通过广告等方式宣传代孕。
对于黑中介和铤而走险的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应依法调动执法、司法资源予以打击。成为不幸失独者的双方父母，为争夺4枚胚胎的处置权对簿公堂，并将拒绝交出胚胎的医院追加起诉为第三人。
[23]专家指出，正规医院的取卵手术对环境要求高，必须无菌、恒温，而大部分地下代孕往往寻找非正规诊所取卵，由于缺乏监督，存在消毒不彻底、器械重复使用、操作不规范等风险，若出现过度刺激或者感染，供卵者会有生命危险。此外，原则上，代孕所使用的精子与卵子除由寻求代孕服务者自行提供外，应均为自愿者匿名无偿捐赠，由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提供。而在法律上，尽管代孕尚未被明令禁止，但国务院卫生部曾先后发布多项部门规章，禁止相关医疗机构和技术人员提供相关服务，除2001年《办法》第3条外，2003年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以下简称2003年《规范》）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重申，相关技术人员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代孕技术，进一步明确了代孕机构和实施相关技术行为的非法性，表明了国家禁止代孕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对危害严重的非法组织代孕行为应考虑予以犯罪化。
佛罗里达、纽约、得克萨斯、佐治亚、犹他等31个州的法律明确允许有偿代孕，但若产生纠纷，其结果还需要由法院视具体情况而定。《俄罗斯联邦健康保护法》对代孕技术的限定、代孕母亲的适格条件，如年龄、健康状况、生育情况、配偶知情同意，以及委托人的医疗证明出具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为简化法律关系，避免后续亲子关系纠纷，首先应断绝孕母与代孕子女的基因关系，即只能是全部代孕。[31]具体就非法组织代孕行为而言，其一旦入罪，即属于典型的行政犯，故前置法定性是指通过前置的行政法律、法规，将各类非法组织代孕的具体行为予以类型化，明确非法组织代孕行为的具体行为类型。
禁止代孕所实现的维护人类尊严，保护后代利益，维护代孕母亲的身体健康等利益，远远超过肯定论者只关注委托者想要一个与自己有基因关联的孩子的利益需求。[5] 孔德猛、刘沣娇：《从生殖互惠的视角对国外妊娠型代孕生育的研究》，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0年第5期。
（六）经指定技术评估机构检查技术质量不合格的。而因代孕弃养等引发的法律争端，不仅凸显了代孕问题的种种乱象和非法组织代孕行为的法益侵害性，而且使代孕问题愈益成为我国人口政策调整所必须直面解决的时代课题。
其1994年颁布的《生命伦理法》，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和代孕行为，否认代孕合同的合法性，并依分娩者为母原则，认定代孕母亲为代孕子女的法定母亲且不得随意放弃亲权。[6] 席欣然、张金钟：《美、英、法代孕法律规制的伦理思考》，载《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7年第7期。第22条规定：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18]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代孕产业的出现，固然源于人类刻在DNA中的繁衍本能，但是其对传统伦理产生的巨大冲击，与女性平权运动的尖锐矛盾以及可能带来的诸多法律问题，使其从诞生之初就饱受争议。而2001年《办法》是由原卫生部制定发布的，属于部门规章，其无权成为设立刑事处罚的前置法依据，因此，即使有医疗机构违反2001年《办法》的规定实施代孕行为，也不能依据2001年《办法》将其入罪。
刑法中行政犯的成立，以违反国家规定为前提，这里的国家规定，根据《刑法》第96条，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为此，韩国近年来一直努力尝试代孕立法，从已提交国会但最终未能实施的相关立法案中可以看出韩国代孕立法的发展动态和对代孕所持的不同立法取向：[16]一是《体外受精等相关法律案》，对代孕母亲的定义作了概括，对代孕母亲资质、实施代孕的委托条件、代孕的限制、代孕子女认领、代孕机构设立等方面，都提出了较为明确具体的立法建议。
其中，加利福尼亚、新泽西、内华达、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等11个州对有偿代孕最为宽松，所有父母都允许代孕，并且支持Pre-Birth Order（代孕委托方在代孕婴儿出生前就可以要求把其名字作为家长加在代孕婴儿的出生证明上）。[24]实践中，还有犯罪集团通过诱使签订借款合同、制造虚假给付、肆意认定违约等方式，向被害人实施套路贷诈骗，并采取威胁、恐吓、诱使等方式迫使被害人以贷还贷卖淫卖卵偿还债务，甚至有未成年被害人为偿还债务多次卖卵，并因此引发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等病症。
在产业链的中端，安排人员专门负责代孕人员的日常管理和起居，代孕女子不仅身份证往往被没收，而且不允许外出，当要外出体检及手术时，还要被蒙住双眼，由专门人员开车接送。针对为保证非法代孕活动顺利进行，向有关医务人员、公务人员行贿，伪造身份证明、出生证明等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的，可以行贿罪，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等定罪处罚。
[21]该案虽然以非法行医罪追究了部分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但按罪刑法定原则，理论界对于案件的定性并非不存在争议，而且在该案中还有大量其他参与组织的人员，由于缺乏法律依据，无法对其依法处理。2015年7月，《保护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儿童法》正式生效，标志着泰国开始步入依法规制代孕时代。代孕母亲在妊娠和生产过程中也有可能遇到生命危险。这一切，都极大地挑战了社会的法律、道德和伦理底线。
[15] 李雨涵：《日本代孕法律问题研究》，载《医学与法学》2019年第4期。另一方面，为保障国家、社会、个人利益，维护社会秩序，越来越多的秩序失范行为被纳入犯罪化的行列。
作为婴儿父亲的客户，先与孩子做司法亲子鉴定，再到户籍所在地谎称没结婚，但孩子母亲跑了，从而实现孩子随父一方上户。在当前国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我国对境外人员入境实施严格的闭环检测管理，组织境外人员非法入境实施代孕行为，不仅严重违反国家疫情管理规定，而且有引发疫情在国内传播的巨大风险。
四是《辅助生殖相关法律案》，第1条明确规定：辅助生殖技术一定要以确保女性健康、尊重胚胎生命尊严为基本前提。[3]法律权利说者认为，在国家法上，生育权也是公认的一项基本人权，从事实层面来说，代孕是实现生育权的一种方式。
可以先考虑对不孕不育夫妻、失独家庭放开其寻求代孕帮助的限制，如像前文提到的全国首例人体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中的当事人，以及在突发灾害中失去子女又不再具有生育能力的人群等，他们是最为迫切希望获得代孕许可的群体。具体形式可以考虑适时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或由国务院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规定》，确立代孕行为的法律、法规依据。[24] 前引1，黄筱、帅才、董小红文。对此，一方面应有限许可合理的代孕需求。
（二）诱骗学生甚至未成年女性参与代孕卖卵，对其身心造成巨大伤害 非法生殖中介机构打着爱心赠卵、月入过万微创无痛采卵无痛无害、正规操作的幌子，通过在网络非法植入广告，或是在高校附近寻觅颜值高、学历高的女大学生。尤其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以往的出国代孕不再方便，国内代孕黑市愈加畸形繁荣。
[30] 六是规范代孕行为的审批与监管。这种情况在男同性恋客户中尤受欢迎，甚至为了方便给代孕婴儿上户，有的代孕机构会与医院打点好关系，长期合作。
[18]不符合再生育子女资格者、单身、同性恋者等不具备合法生育主体资格的公民，不能通过辅助生殖医疗技术帮助生育子女。（三）使用不具有《人类精子库批准证书》机构提供的精子的。
